李鄭屋村古墓擬即南宋太後衣冠塚攷（一）
摘自《華僑日報》，1955年9月22日，第4張第1頁。
（該塚建於西元一二七九年三月）
目錄
一、唐以前九龍可能未有中原人留居。
二、唐以前，我國對外交通貿易及廣東開闢，與九龍無關。
三、我對該塚年代的假定。
四、我對塚主身份的假定。
五、南宋楊淑妃（太后）的衣冠塚。
六、從宋室南遷及滅亡再作證明。
七、楊太后衣冠塚建立的年代。
八、我對有關問題的意見。
自深水埗李鄭屋村發現古墓後，港九各界人士深為注意。崇基學院凌道揚院長備極採集其年代及有關問題，友人亦多以此事見問。余學識淺陋，不敢有所撰論，然受委託，念姑試之，因檢閱有關史藉。越數日，稍成初稿，送呈凌道揚院長。友人於崇基學院見之，以為意見新穎，脫出時論謂為六朝古墓之外，別具觀點，且以為考證詳細，乃撰專函，刊載於九月二日香港工商日報。自是，關心該墓各友好，紛紛來會相問，或馳函詢問該稿內容。學術團體，先後邀余演講。足見社會人士對該墓關注之深，而使余銘感五中者。
余兼患足疾，不便行走，殊未能一一拜訪，曾欲分別函答，但關心余文者甚多，則全文太長，殊不可能。現已屆上課，時間亦不容許，且恐今後將無暇為此事之枝節問題，多作申辯，故將原稿請諸華僑日報代為刊登，以答各方雅意。余鄙陋無文，有負關心余此文者之祈望，又恐不週，統希曲諒而已。
附言研究歷史的事物，除了物質以外，更應該從它的歷史因素和地理環境着手。如果單憑那些出土的遺物，它又沒有明顯的文字標記，就貿然據以作假定，而忽略了它的歷史因素和地理環境，那麼，不但難於……［下缺］……，有時可能像盲人摸象，差之毫釐，而謬之千里了。
九龍李鄭屋村古墓的發見，時人頗多根據出土的明器來推測，認為這所古墓是屬於六朝（吳至南朝，二二二——五八九）遺物。這樣單憑標記不明顯的明器來作假定，我個人以為很不適當。如果這所古墓是發現於廣州或廣州以外交通文物自古已經相當發達的地方，那麼，認為是晉墓甚而至漢墓，我將毫不懷疑。可是，這所古墓是發現於九龍，我覺得專家們實在太大意，而忽略了這件事的歷史因素和地理環境了。因此，我對於這所古墓的探索，剛好和時論不同，甚之和他們背道而馳。
首先，我想從歷史背景說起，因為歷史上中原民族南來之前，此地——九龍——就根本沒有中原文化，這所古墓就無從談起了。因此，先從歷史上民族文化的南來，作輪廓上的探索，實屬必要。
一、唐以前九龍可能未有中原人留居。
三國（西元二二〇——二六五）以前的中國文化，盛於黃河流域。長江的開闢，雖然是春秋時代開始，但絕不能和黃河流域的文化相提並論。到了孫吳父子在江南建立吳國（西元二二二——二八九），江南才稍有文物可言。直到永嘉（西元三〇七——三一二）之亂，懷帝愍帝相繼被擄，中原的衣冠望族，才大批的由黃河流域遷到長江流域來。但長江以南，向為蠻越人所居，一般人均視為畏途的。秦末趙佗建國，嶺南仍屬初闢，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和卷八十九張耳陳餘傳，曾說秦始皇伐五嶺（卽閩、贛、湘、粵、桂交界的山嶺，見顔師古註），凡五十萬人。數目是否確實，乃另一問題，但以當時遠戍的地區，和被遣戍的人來說，不能視為中原文化之南遷。據史籍的記載，中原民族遷徙至長江的下游，乃是晉永嘉之亂以後的事。明何喬遠的閩書，說及林、黃、陳、鄭、詹、何、丘、胡八姓，是因永嘉之亂，始入閩居。這就是說，中原民族遷至長江以南的浙江、江西、福建等地，是永嘉以後的事；南遷廣東，更無從談起了。至於中原民族由長江流域，再南遷廣東，概畧來說，可分三類：
一為異族入主，漢民皆避仇避亂而來的。宋末元初，中原名族誓不願臣於胡元的，相率南來。明末亦然，滿族入主，忠臣愛國的義士，亦多避禍南遷。這是忠臣愛國的義士，大批南來廣東而可以考見於史籍的事跡。
二為災荒的影響，此輩多屬平民。從隨唐起，每因中原歲荒，飢民流竄就食，甚或相集為盜。舉要來說，當以唐末龐勛、黃巢之亂為多。
三為反對專制而被流放的貶官謫宦，因其思想言論與當時君主私權相衝突，遂被流放，唐宋以來，為數至多，一時難以列舉。
上舉三種：——政治遷徙，飢荒就食，和貶官謫宦——是說明中原民族南來廣東的動機及其梗概。可見他們之所以南來，多係出於被迫，而非自願。如果稍有機緣可以暫避苛政的話，他們必不願遠徙他遷，何況廣東沿海所謂蠻荒之地嗎？
不管上述三種中的任何一種，都是晉代以後才發生的。這就是說：中原民族南遷廣東，當然是晉以後的事，無可懷疑，那麼九龍半島的李鄭屋村附近，晉代是否有中原人遷來留居？讀者試思，就可以清楚了。
二、唐以前我國對外交易及廣東開闢與九龍無關
我國古代關於南海（南洋）的交通，始見於漢書地理志，但對於海外貿易，則盛於唐（六一八——九〇七）。兩晉南北朝的貿易，大抵以中土為多；南北朝以後，對外交通漸興。以中國南部來說，海上則以廣州為主，因當時亞拉伯及印度航海技術，尤為發達之故。凡外國商舶來華，多取海道，從安南經廣東海岸，至珠江口，入粵江而入廣州。取陸路的，則由安南入廣東南路或廣西。稍為留意中國古代對外交通貿易的，都可以了解。九龍半島是在珠江口的東南，外國商舶來廣東，毋須取道九龍的必要。因此，九龍牛島當年對外交通貿易，可謂全無關係，也可以說是條件不備。同時，九龍牛島之北，是一羣相連的崇山峻嶺，這種形勢，實在是九龍牛島和它北面的寶安、東莞一帶交通上最大的障礙。根據這些事實，可見宋代以前的九龍，在對外交通上、貿易上，絕對沒有作用，更談不到它的重要性。
約在十年之前，為了避寇而疏散，我隨廣東省立文理學院南遷廣東西江南路之鬱林，頗為留意，曾多方搜集資料，檢校掌故，發見南朝最後的一個王朝的開國者陳武帝霸先，在梁（五〇二——五五七）末南來廣東後的種種活動，對於廣東西江南路的開闢關係至深，而文教習俗的開發，彼此相映的關係尤多。此種事跡，實影響於霸先之所以代梁而有天下，蓋其後霸先北出，削平羣雄，即位為帝，有賴於四江南路人力物力的援助，實為他統一下最主要的原因。（見民國三十五年廣東省立文理學院文理學報第一卷第一期拙稿唐陳集原將軍及其先世與陳帝霸先之關係）。又唐劉恂在昭宗時（八八九——九〇三）出任廣州司馬，著嶺表異錄三卷，記載嶺南風物和廣東各地開闢情形，其所涉及的，亦以西江、北江、東江為多。陳武帝本紀記他在西江、南路的種種，當然不會假的。劉恂是當時廣東高級官吏，所見所聞，其記載當然是可靠的。這不過是偶然舉擧的一兩個例子，已足證明自梁、陳至唐，廣東的西江南路的逐步開發，那麼僻處廣東東南海岸的九龍牛島，既未經史籍記載，引述，現在因偶然發現一所古墓，就說九龍牛島在兩晉南朝，已有高度文化或有很多中原民族前來居住的話，殊屬令人難以相信的。
或者有人懷疑，唐宋以來，廣東方面，對外交通既然這樣發達，那麼在唐宋以前，廣東東南的九龍牛島，可能也相當發達，亦未可知。我們試問：香港現在的交通文物，可謂發達極了，但環繞香港的大小島嶼，文物發達的情形究竟是怎樣呢？這是任何人都可以想像得到的。即以最大的大嶼山而論，香港政府屢加獎勵前往開發，然而就一般人所知，仍是荒落得很，大嶼山這樣，其他的更無須說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交通文物發達的香港，它附近的島嶼尙且如此，那麼遠在一千四五百年前荒僻的九龍牛島，何來鼎盛的文物？我們檢讀葉林豐先生所敘述香港早年開發的歷史，以現在的繁榮，比起當年的荒落，實在令人發笑。香港的開發，是一百年前的事，九龍當然更後，一八五六年的英法聯軍之役才割借，其時全屬荒坵，那麼千五百年前，九龍何來高度的文物？
凡事，必有其因，而後有其果。李鄭屋村在唐以前，是否有中原民族來居？尙屬疑問。若唐代尙未有中原人居住，而竟謂在六朝已有鼎盛的文物，是謂無因，而至大大的違背歷史演進的原則。讀者試思，總會覺得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吧！
雖然，現在李鄭屋村所發現的古墓，它的結構和形式，有類於晉代，所發現的明器，亦有類於晉代，而我却認為這所古墓不是晉代的，這樣將作何種解釋呢？
大抵兩晉以至南朝，為了避難南來的人們，當然熟習了一切當時中原所室用的文化和手工藝的。其後又因變故，再南遷到廣東來，因為地方荒僻，文化不易流播，故重保守。世界任何地區，時至今日，仍用數百年前以至數千年前古老的用具，是極平常的事。譬如說：我們現在從非洲未開化的土人手中，得到他們現在仍用着的石器，我們能說它是史前人類的用具，而不是他們現在仍用着的嗎？中國有句老話：「禮失而求之野」。十五年前，我曾到雲南那些未全開化的倮倮族去考察，他們用以跳舞的樂器，有一種「笙」。在中原民族來說，這種「笙」，已經失傳了不知多少年代了。然而，我們却能在邊區未全開化的民族間發見，我們能說他們所用的這具「笙」，在時間上它的年代很古嗎？
文化的高下，用物的文野，全在該地區的經濟能力之豐絀和交通利便與否？來決定其文化進步的緩急。像九龍牛島在古代這樣荒僻而不重要的地方，在同一時間內，怎樣可以找得到和中原當日同一的文物來？因此，我們應該明白：器物雖屬同一形式，但不一定同一時期，器皿用物，後人極可能習用前人的款式，只有先代的人，才不會有機會享用後人的器皿。明白了這些，那麼唐、宋以後的人，還保留六朝用物或形式，是極平常的事，我們不能因為器物形式有似晉代，而肯定它是晉代的遺跡的！
同時，這次李鄭屋村發現的明器，實在太少，我們不能單靠這一些沒有明顯標記的明器，而不顧整個環境的條件，就認定是某一時代的遺跡，這是犯了過份「大胆的假設」的。（未完）